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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与浙西南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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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广场上的雕塑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浙江西南部游击区（简称浙西南游击区），是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简称挺进师）开辟的，而挺进师之所以会到浙西南开辟游击区，是因为奉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和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央军区之命的。今天，我们在纪念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建83周年的时候，不能忘记项英对浙西南游击区的开辟、对浙江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

1934年6月，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部和所属的第十九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简称先遣队），对内保留军团建制，向闽浙皖赣诸省国民党统治地区进军，最终到皖南，开辟皖南地区革命局面。11月4日，处于长征途中的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先遣队，下辖的红十九师任务是出击浙皖赣边，创建新苏区；红二十师仍留在闽浙赣边界，保卫老苏区。电令还指出：“军区及新组成的十军团统受中央军区项司令指挥，省委亦受中央分局领导。”11月5日，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红十九师政委聂洪钧，向中央军委负责人朱德、周恩来和中央军区司令员项英致电，报告敌情严重形势，提出“如北线敌人仍是缓步筑垒前进，则七军团向南或向东北突破，转闽、浙边扩大地区游击战争以创新苏区”的建议。同月7日，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报告敌已大部完成铅山、玉山、常山、开化、婺源、祁门、屯溪间封锁线，尾随之敌也已集中在婺源、德兴、浮梁间，请示十九师今后行动，提出“如仍回到浙皖赣边，在目前我们感觉不利。同时他们（指十九师）提议，十九师拟穿过常（山）开（化）封锁线转向闽浙边发展。如此，则与军委前电指示相反，但可使敌人变更整个部署，便于活动与发展。此事关系总的方针，特此电询，请即电复。”

从这则电文可看出两个情况：一是“军委前电”显然是指示十九师去皖南活动；二是项英显然认为十九师的提议有理，虽与军委指示相反，但可使敌人变更整个部署，便于（十九师）活动与发展。因此项英要向中央请示。11月17日，闽浙赣军区就十九师和红十军团拟突破封锁线、新创游击区域问题，致电请示朱德、周恩来、项英并博古，提出军区、省委和红十军撤离闽浙赣苏区、移到闽北的要求。但是中央军委是否有电复，目前尚未发现有关电文。11月18日，中央军区命令红十军团撤出闽浙赣苏区，全部出动到皖南打运动战，“坚决的争取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电令宣布建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随军行动。12月14日，先遣队在皖南谭家桥战斗中失利，损失300余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伤亡过多，部队士气低落。其后20余天，先遣队辗转迂回于皖浙赣三省边界，探寻部队发展方向，力求摆脱国民党重兵包围的被动局面。其间与敌四十九师、补充一旅、第二十一旅先后交战，“虽经过大小十余战，总是小战获胜，大战掩护退却，一路避战”，部队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在此期间，项英接连多次致电中央军委，均“无指示、无回电”。在失去上级联系、无法请示汇报的情况下，项英根据敌情日益严重的形势，审时度势，于1935年1月上旬电令先遣队放弃中央军委原先要求其去“创造皖浙边苏区”的行动，果断地命令先遣队“改向浙西南行动”。为了此事，1935年1月20日，即下此电令后的十余天，项英再次给朱德、周恩来报告：“……敌人已四周逼近，故改令主力转移浙西南行动。”方志敏在事后所著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也回忆：“中央因我军在皖南行动的困难，来电要我们改向浙西南行动。我们就在1935年1月10日离开了皖南。”

1930年代的项英

1月9日，先遣队领导人在遂安县茶山村（现属浙江淳安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央军区电令。会议最后决定全军暂回赣东北苏区休整，再实施中央军区电令向浙西南行动。10日，先遣队离开茶山，南下赣东北，结束了历时50天的皖南行动。可是，从1月10日起，在7天时间内，先遣队连续遭受国民党军四次阻击。18日，在怀玉山地区陷入敌军重围。先遣队在经历英勇悲壮的怀玉山战斗后，于29日遭受最后失败，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被俘，指战员大部分作战牺牲、被俘。

在此严峻形势下，项英坚定不移地坚持红军向浙西南开辟新苏区的决策。他以中央分局名义电令中共闽浙赣省委，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起500余人的挺进师，挺进浙江。中央分局赋予挺进师的任务是：“经过闽北到达浙江，长期行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直到分配土地，创立苏维埃新的根据地，以及建立党的组织，配合友军行动，调动和吸引起大批的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及邻近游击区域，并打通闽东、闽北的关系，取得工作上、行动上有力的配合，响应主力部队的行动，彻底粉碎敌人‘清剿’计划与五次‘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