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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视野下饮食书写的南方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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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华饮食分为八大菜系，根据不同地域和饮食形态，饮食也划分为多个文化圈。而饮食的地域差异，从人类文明的一开始便存在。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关于南北饮食的差异，从屈原的楚辞和记录中原地区重要饮食的《礼记》以及后来的《齐民要术》等书中均可发现南北饮食的明显差异。通过历代辞赋中关于饮食的书写便会发现，对饮食的文学书写、诗意化等都主要集中在南方饮食上。

需要明确的是，“南方”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相对“北方”而言。但由于中国的文化发展主要是从西北向东南发展，历经几次重大南迁，南方才成为经济和文化中心。今天南北的地理分界是以秦岭淮河为界限，在历史上，也主要以天险长江作为分界线，南北饮食差异也与这条地理线相关。南北饮食差异简要从饮食系统可以概括为南方饭稻羹鱼，北方食粟餐肉。这也体现了水稻和小麦的种植范围。北方的代表性饮食是面食，南方饮食相较更丰富，水稻为主，多有水产、水果等。不过更南边的岭南地区，在唐代时，仍属于大多数文人想象中的神秘之地，较为普遍的认知是，岭南地区文化落后，布满瘴气，盛产水果，饮食怪异。虽然随着国家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南方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岭南地区逐渐失去了神秘的面纱，但对南越地区的饮食文化，更多是好奇的观察。所以南方的具体范畴大约为：长江以南、五岭以北。这个范围内的东西向又以东边为主，这与历史上几次重要南迁所在的位置有关。总体而言，所谓南方，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从文化影响上来看，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差异性，如罗宗强先生所言“战国时期曾鲜明地表现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特色。汉代这种不同的特色得到了融合，地域色彩进入汉文化中。永嘉南渡之后，政权的南北割据为不同地域文化的独特发展提供了条件，地域的色彩又从统一的文化进程中分离出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①罗宗强：《因缘居存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6页。。南方文化的高速发展与人口大量南迁有直接关系，在三次人口南下的大潮中，晋室南迁和南宋建立的文化影响力超过“安史之乱”的人口迁移，因为在晋和宋，政治中心带动文化中心全面迁徙，而唐代的文化中心虽历经浩劫，但终究得以保持在北方并最终重建。但依靠东晋南朝和宋代的文学书写，饮食文化所具有的南方地域性已经彰明较著。

一、东晋南朝辞赋中的尚雅饮食

南方地域的物产和风俗习尚的书写，一方面是北方中央政权对各地域情况的梳理和了解，而更重要的一方面，仍然是由南方人来书写南方。根据历史往南渐渐迁移的历史，生长于南方的文人渐多，对南方的书写也愈加丰富。

东晋的饮食书写群体依然是北方南下的权贵阶层及其后代，权贵生活在北方时期多是遵循礼制的“钟鸣鼎食”描写，西晋时期尚奢崇酒的迷狂状态除了嗜酒与酒肉书写之外，并没有过多的展露在文学书写中，辞赋中仍不缺乏雍容徐徐的富贵之气，但新士风的追求将生活的审美化也纳入了日常，饮食又是题中之意，从现实到思想本身是形而上的尝试，而饮食书写由于是最基于日常生活的项目，在文学书写上，反而是在思想浸染到生活各方面时，才会体现在饮食书写上。谈玄说理的玄学以及道家思想和逐渐壮大的佛教思想一步步融入现实生活之中，时人饮食中食材的选取便清晰地展露了这一点。所以在东晋南朝，权贵生活和南方地域可以提供的精致清新相联系，加之宗教中对欲望的克制使得当时的生活风尚一变而为对高雅的追求，在饮食书写中，被注重的不再是恢宏的场面和盛大的气势，或是权贵宴飨活动中酒肉满桌的场景，从魏晋时期，饮食从礼制转向日常之后，更注重的是符合个人情志和审美追求的饮食活动。而作为运用文字的优秀文人，通常都具有敏锐的情思和偏重感性的心理特质，虽然在铺采摛文的大赋创作中难以呈现，但在书写个人生活和情志时便会展露无遗，汉末抒情小赋便是如此。也是到了此时，地域的饮食文化塑造正式兴起。也是由于“衣冠南渡”，南北政权的分立才让南北分野意识趋于明确，南北饮食的区别也才成为关注点之一，如从南方迁到北方的王肃，从不食羊肉奶酪到最后被称作“酪奴”。

从辞赋书写来看，这一时期的文人不同于西晋的纵逸，对于饮食及其他欲望选择主动克制自我，转而向山水和自然投放心志，如谢灵运“生何待于多资，理取足于满腹”②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24页。，北魏的裴伯茂也会因多饮酒而自我批判：“伯茂末年剧饮不已，乃至伤性，多有愆失”③严可均辑：《全后魏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90页。。所以对自我修养的有意识关注以及克制让酒肉满桌的描写不再符合时代的精神追求。生活于南方的文人陶醉山林清水之间，让南方的食材大量进入了书写中，这与食物和其他事物诸如音乐、美景等一起构成了文人高雅的生活景象，庾信的《春赋》仍是其中典型：